尤其是红党的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
他们非常狡猾，在帝国军队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烦死了。”
‘火苗’的长电文中，几乎是原字不漏的复述了这名日军中层军官的书信原话。
‘农夫’同志非常佩服‘教员’同志，他是做特工工作的，能够从这篇电文中，以及接触的累多的情报中迅速找到关键信息，这并不奇怪。
但是，教员同志只是看了‘火苗’的电文，然后立刻便捕捉到了电文背后的关键信息。
‘火苗’的这份长电文的价值巨大，其中至少蕴含了三点极为重要的情报：
其一，日本内阁内部对于进攻武汉的矛盾心理，正说明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内部也有些吃不消了。
蛇吞象，岂是小小日本能消化得了的？
其二，日军不断变化、调整武汉战事的计划，特别是第一个方案的否决，这佐证了我方从另外渠道获得的情报，同时这也说明我八路军武装在敌后的活动对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麻烦，这是我红色武装的抗日战果。
其三，日军中层军官的信件中表现出对我八路军的‘烦躁’和‘不安’心理，这是一个信号，随着这种烦躁情绪的扩大，日军势必会越来越重视和关注我八路军在敌后给他们造成的威胁。
我八路军并不强大，但是，很显然日军已经感觉到了压力。
“武汉会战很可能是日本人发动的最后一次巨大规模的侵华会战了。”教员同志说道。
他看向‘农夫’同志，“请华北的同志重点关注日军动向。”
弹了弹烟灰，教员同志继续说道，“这个秋天，同志们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啊。”